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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但诚如前文所述，在维持间接选举的模式下，单纯缩小大会规模所造成的民主价值减损是难以通过规模缩小所获致的决策效能增强来加以抵消或弥补的。

但诚如前文所述，在维持间接选举的模式下，单纯缩小大会规模所造成的民主价值减损是难以通过规模缩小所获致的决策效能增强来加以抵消或弥补的。

《立法法》第82条第2款的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是界定地方性事务内涵的重要辅助规范。[57]参见王建学：《论地方政府事权的法理基础与宪法结构》，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4期，第135-136页。

《立法法》第73条规定了执行性、自主性、先行性三类地方性法规，[5]其第1款第2项规定自主性地方性法规的立法事项须属于地方性事务。[72]刘剑文等：《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法律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所谓从静态向动静结合转变，主要是通过有机整合各静态标准，形成一套综合性判断指南，关键是明确各静态标准在不同环节的功能角色、出场顺序、适用策略，即具体如何设计动态判断地方性事务的流水线。财政属于国家预算和本行政区域内的预算的执行，人口与计划生育可归为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64]均属权力机关的职权范围。可见，讨论地方性标准固然重要，但其基础仍在于规范层面对央地关系的纵向调整。

一方面是权力清单自身的问题。借助前述政策工具解读地方性事务还面临一些共性问题。除此之外，会议还通过了修改宪法部分规定的决议、国民经济计划、预算决算决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及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决议以及一系列重要人事任免决定。

由此可见，该方案难以成为一个可接受的两全之策。他曾表示，我们这次代表大会一定能够制定出一部有中国特色的，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长期稳定的新宪法。[5]参见《彭真传》编写组：《彭真传》（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5页。[67]《政府工作报告》经过全体全国人大代表审议表决，因此其所规划的施政纲要并不因领导人员换届而中断。

全国人大决定了的事情，它并不直接去执行，而是由国务院去执行。同时，也使得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分工更加明晰，即前者更侧重于例外决策，而后者则更侧重于常规决策。

就职权规范而言，尤其从行使频率来看，全国人大职权具有明显的非常态性。前者是指每年度全国人大会议上都行使的职权，具体包括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31]和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极其强调制度的稳定性。但诚如前文所述，在维持间接选举的模式下，单纯缩小大会规模所造成的民主价值减损是难以通过规模缩小所获致的决策效能增强来加以抵消或弥补的。

在三者关系中，稳定又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在强调保持宪法文本稳定、延续可改可不改的，不改原则的前提下，仍需维系宪法修改程序的适度开放性。经调整，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获得体系性优化。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区分标准以及分类结果所揭示和反映的是现实的职权特征，而非应然的职权状态。

韩大元认为，全国人大监督权在很大程度上被虚置,[96]因此应当进一步加强。同样，在现行《宪法》实施之后，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建置这一职权只行使过两次，即1988年设立海南省和1997年将重庆市设立为直辖市。

例如，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量也可以与时俱进地增加，[53]基本法律的外延也可以不断加以扩展，[54]或者其所任命的职位进行更为频繁的届中调整。[4]（一）调整结构让位于优化功能：否决两院制面对这一非改不可的问题，先后出现了侧重于结构和侧重于功能两种不同且相互竞争的解决方案，并且后者成为了最终定案。

[33]常态性职权具有稳定性、可预期性、可规划性，并对大会议程设定权构成了刚性约束。[27]两部宪法规定略有差异。另一方面，高频次常态性职权则为国务院及其所领导的行政系统正常运转提供政策与预算的保障。就行权实践观之，例外决策使得全国人大决策具有明显的稳定制度的效果。[60]上述建议获得中共中央首肯，并决定在七届全国人大任期内对宪法不再作修改。[94]已有学者归纳出兜底职权的三重结构，包括宪法和法律赋予全国人大的其他列举职权、执行全国人大职权所必须的附带职权以及与全国人大机关定位相吻合固有职权。

[83]但是，如此激进的调整方案恐难维护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自现行《宪法》实施后的第六届全国人大至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这几个职位均保持了相对稳定性。

[14]由于全国人大代表由间接选举产生，人数减少太多的确会使代表性赤字增加，进而削弱全国人大的民主基础，更难以体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15]的宪法原则。[97]参见蔡定剑，见前注[80]，第17页。

就主观而言，主要是由于谦抑的行权观念导致相关职权行使不再活跃。首先，每个职位的平均任期均超过5年，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平均任期为8年，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平均任期则达到10年。

因此，保持全国人大立法权的适度开放性是可取的。当然，监督权的扩充也应当以规范性和谦抑性为指引。[30]参见郭文涛：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改革的合法性控制,《学术论坛》2018年第2期，第170—175页。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家主席、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则尚未出现类似情况。

[43]《宪法》第67条第7项。否则，反倒影响制度稳定。

对此，有学者做出如下总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无论是行使立法权，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组织、领导与监督权、或是对国家大事的决定权，都因代表事先不了解情况、不熟悉业务以及会期短促、民主气氛欠缺等等缘故，只能举手通过、拥护赞成。另一方面，由于监督权针对的是其他机关，而非全国人大自身，经常行使不会影响其所创设制度的稳定性。

[57]（二）宪法的稳定制度的稳定，首要在于宪法的稳定。第五届全国人大规模甚至多达3497人，充分彰显了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扩大和加强人民民主的切实需求。

如果相关领导人员无法实现定期任免、更替、换届，很难想象这些机关能够平稳地履行宪法法律所规定的一系列职责。具体而言，部分常态性职权消耗了大多数议事资源，尤其是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当然，由于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事实上属于共享型权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在大会闭会期间代替大会行使此项职权。1988年，陈丕显指出，六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实现了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转变，使得以宪法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1982年4月26日）第60条、第65条第1项。当然，仍有论者认为，现行《宪法》在兜底条款表述上的变化并未改变全国人大职权上的全权性与至高无上性。

综合而言，维持全国人大的规模是历史与现实所共同决定的。这是旨在创设两种现行《宪法》并未承认的新的立法权，属于典型的例外决策。

例如，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曾基于《劳动法》的重要性，建议将该法提请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可以预见，这一方案仍然具有建设性、可行性和拓展空间，并将继续提升全国人大的专业化程度。